邵樹德現在急需摸一摸定難軍的家底。

    粗略的他都知道，但現在戰爭在即，他需要更精確的一些，并估算一下，看看自己能夠堅持多久。

    國朝財稅體系，大體分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即兩稅三分的格局。

    具體到某一州，其刺史將屬州部分賦稅送至節度使、觀察使處，曰“送使”，剩下的留做州中開支，曰“留州”，節度使再將部分稅賦解送京師，曰“上供”。

    上供部分，每個藩鎮都要交，即便是素來跋扈的河北諸鎮都不能免，或多或少而已。靠著這套體系，元和年間朝廷收到了總計三千五百余萬緡的賦稅（實物亦折算在內），是開元、天寶年間的三至四倍。

    其實，單就人口來算，后世嚴耕望等人認為，雖然藩鎮割據，但武宗年間的人口未必比天寶年間少。不然的話，以明面上遠低于開元年間的稅基，即便財政改革，大幅度增加了商稅，中唐那會也不可能達到三四倍的財政收入——天寶年間800多萬戶，大歷年間一度只有130戶，結果兩稅法一實施，十年內變成了300多萬戶，并且在接下來五十年內增長到500萬戶，平均每戶人，超過天寶年間戶均5人，著實了得。

    黃巢入長安之后，各鎮上供都暫停了，或許未來會陸陸續續交。嗯，已經有一些恭順的藩鎮開始上供長安了，雖然皇帝還在蜀中。

    但京西北八鎮本來就窮，暫時都沒交。河中這種富裕藩鎮更不用說，一年七十萬緡的鹽利全數截留，也難怪后來田令孜要搞他，未必是出于私心，是朝廷真的缺錢。

    中和四年，經過四五年時間的發展，綏州戶口漸豐，墾田日多，全年地稅共收得粟麥雜糧萬斛，戶稅得絹68480匹、錢12750緡；銀州地稅萬斛，戶稅絹57920匹、錢11313緡；夏州地稅萬斛，戶稅絹20960匹、錢4094緡。

    這三個州里面，銀州百姓負擔應該是最重的，因為戶均人口只有3.2人，綏州是人，夏州是人。究其原因，還是大量巢眾編戶，剛剛娶妻，戶口太少。國朝收稅是按戶收取的，因此負擔較重，若不是該州數千巢眾跟隨出征宥州，一人得了四頭羊的話，日子怕是要很難過。

    值得一提的是，國朝實行的是量出為入的財稅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錢，然后設定一個目標值，依照這個值來收取賦稅。天下諸鎮基本也是這個路數，去年打了兩場仗，繳獲實在太多，邵樹德便沒收太重的稅，讓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氣，不再處于嚴重饑餓狀態了，甚至還有余力買牲畜回去飼養。

    之所以如此作為，是因為此時的稅收體系非常粗陋。沒有互聯網，沒有大數據，基本就是軍頭想要多少，然后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個數額，各州再層層攤派下去。過程怎么樣，軍頭不管，他只要錢。

    邵樹德怕收得狠了，會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畝少的百姓。畢竟國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數量也太少，與宋朝那發達的官僚體系和龐大的規模完全不好比，收稅太依賴地方了。

    特別是藩鎮割據以后，州縣官職被幕府大量占用，幾乎處于停擺狀態，但幕府才幾個人？軍頭們收稅，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攤派么？這個過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鄉紳、宗族上下其手，一個不好，就會逼死不少人，或者逼著他們流亡，稅基流失。

    夏、綏、銀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護，不能涸澤而漁。這幾年間，三州人口幾乎增長了一倍，有關中移民、有軍士家屬、有草原婦孺俘虜、有編戶齊民的黨項小部落、有外州陸陸續續遷過來的人，三州十二縣的戶口黃冊大體上還是靠譜的，畢竟都是新錄入的戶口，隱戶其實很少。也正因為如此，收稅效率其實已經不低了，不可再過多壓榨。

    三州十二縣共計收得兩稅糧豆萬斛、絹萬匹、錢萬緡。此外，還有今年剛剛有起色的貿易榷稅近六千緡，軍屬農場收租萬斛，賣軍馬收入折合錢約9.8萬緡。

    這個正稅（不算雜捐），其實是低于此時全國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綏糧價折合成錢的話，戶均八緡有余，而建中元年全國平均就已經十余緡了，此時過去百年，只會更高。

    當然晚唐不是最高的，后梁比晚唐更高。而后梁還是五代里最低的，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一代比一代高。而到了北宋，農民人均負擔更是在晚唐五代賦稅最重的后周的基礎上再大幅度增加，不知道百姓怎么活下來的。

    定難軍衙軍、州兵一年糧賜60多萬斛，戰死或傷殘軍士撫恤兩萬多斛，在營軍士糧食日常消耗二十余萬斛，三者相加，一年就是九十多萬斛，更別說還有錢帛賞賜了。

    明年多了十多萬緡錢的鹽利，之前新開墾的荒地產量也在慢慢增加，再加上夏、銀二州持續開田，綏州百姓也在自發增加田畝數量，明年的兩稅、榷稅、軍屬農場租入外加賣馬錢，應該可以覆蓋大部分軍費支出了。

    唔，我們也不能忘了治下的二十余萬蕃民啊。邵大帥也給他們攤派了，一年獻大牲畜四萬頭、小牲畜十六萬頭，外加皮革、藥材、蜂蜜、蠟、駝毛等特產若干，總價值大概有二十余萬緡的樣子。但今年收不到這么多，因為有些部落被劫掠得厲害，人丁損失也不少，邵大帥特準他們今年不用課稅。

    反正今年定難軍繳獲了數十萬頭牲畜，用度綽綽有余。

    草原蕃民的貢賦，在彌補軍費開支缺口后，還可以完全覆蓋州中官員俸祿、各種事務開支，總體而言甚至還有不少盈余。

    就是他們繳納的都是實物，今年兩次戰爭繳獲的也是實物，反應到賬面上錢是夠用的，但在實際操作中，麻煩一大堆，你給官員發俸祿，給一頭牛，人家怎么收？軍士糧食不夠吃，用牛羊馬駝肉折抵一部分糧食，怎么折算？

    所以，還是需要發展商業。夏綏四州的錢——特指銅錢和承擔部分貨幣職能的絹帛——嚴重不足，總體財富倒是夠了，但不好變現，這個問題急需解決。

    盤算完了手頭的家底，邵樹德信心大增，于是直接對行軍司馬、支度判官二人說道：“夏州都作院全力趕制箭矢、弓弦、皮甲、帳篷、繩索等各類物事，綏州都作院趕制鐵甲、馬甲、刀斧長槊。此外，你們再盤算盤算，按照打一年的消耗算賬，需要民間工坊打制器械的，盡快去找人。不，以兩大都作院那稀少的人手，肯定不夠，現在就去落實。有幾個月時間，外加以前的庫存，某覺得差不離了。”

    “大帥既有吩咐，吾等便立刻去辦。”吳廉二人說道。

    “好，辛苦了。正月還沒過，就要忙活這事。”

    “此事關大略，焉能輕忽？這便告辭了。”

    送走二人后，邵樹德又去了都虞候司，召集尚在夏州的諸將。打靈州，他是不打算留手了，得力軍隊、大將都要帶上。

    定難軍的體制，在如今天下諸鎮中還是比較穩定的。自從宣宗朝開始出現教練使這個職務以來，藩鎮大將的權力就一步步受到了削弱。出外鎮守的軍將還好，自己掌握著軍隊，一言不合就能夠造反，但衙將們確實被壓得死死的。

    河東、成德、河中、魏博、劍南等大鎮靠供軍使奪后勤之權，靠教練使奪訓練之權，衙將完全淪為都虞候司打卡上班的閑人，除非走流程手續后帶兵出征，不然接觸不到軍隊，很難造反。

    乾符年間，邵樹德尚在河東征討李國昌父子，那會河東的供需使是李劭、都教練使是張彥球，衙將張鍇、郭朏要作亂，都得逼節帥李侃派他們出征，授予兵權才行。不然就只能借著削減賞賜等由頭，寄希望于煽動軍士作亂達成目的。

    李克用入主河東后，因為是外來戶，手下的五萬蕃兵養不起，遣散了一半，因此在面對河東數萬衙軍時，壓力很大，將這套制度發揮到了極致。他甚至連都教練使都不信任，一年兩換人，也不知道在慌個什么勁。

    定難軍在州中的衙將基本就是上元節那晚宴請的一幫人。邵樹德想了想，決定將楊亮從綏州調來，擔任夏州兵馬使，管兩千州兵，甄詡調任銀州兵馬使，三木和尚管綏州州兵。

    大后方的留守兵將厘清后，他決定任命王遇為經略軍使，親兵十將李一仙調過去任副使，提拔蔡松陽為都虞候。鐵林軍他親自帶領，李延齡任副使，提拔李仁軍為都虞候，提拔徐浩為游奕使。鐵騎軍，歸折嗣裕掌管，都教練使朱叔宗留守夏州。

    義從軍盡快擴編。草原、橫山諸部的四千人還沒過來，很好，讓他們再增派一些，將總兵力擴充到八千，跟著大軍一起出發。邵樹德不指望他們發揮多大作用，能夠幫忙押運糧草，看守俘虜，少許精銳能夠陷陣便算合格了。

    這三支大軍從夏州出發，至宥州匯合武威軍后，總兵力將達到三萬三千。宥州新建一千州兵，從綏州屯田兵中挑選，提拔邵得勝擔任宥州兵馬使，鎮守宥州城。

    計議完畢，各將帶著親兵下部隊熟悉部伍。軍械開始加班加點趕至，糧草則提前往宥州運輸。這些事情，爭取在三月底之前完成。而在此之前，就得看朝堂上給不給力了，總之先不能給韓朗、康元誠二人名義，不能讓他們名正言順地控制靈州。

    至于自己能不能得到靈州的名義，不管，反正他現在是打著征討越境劫掠宥州的河西黨項的名義。以后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